来源:《中国煤炭工业》杂志 日期:2024/06/26
文/吴晓煜
编者按: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煤矿和煤矿工人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持续的艰苦奋斗中,也积淀形成了巨大的光辉的煤炭文化。这种文化吸引着感染着无数人,与社会不同文化形成了广泛联结,在现当代史上有众多名人也因煤炭文化和矿工精神与煤矿结下了深厚渊源。
为弘扬光辉煤炭文化、传播煤炭历史声音,煤炭史志专家吴晓煜先生认真搜集整理资料,严谨订正史实,精心撰写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以时代的声音、优美的旋律和强大的感染力,传遍祖国大地。跨越历史的时空,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歌曲。她是人民之歌、共产党员之歌,唱出了全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心声。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职工姚筱舟。
姚筱舟(1933—2019),江西铅山县人。1949年考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二野17军51师政治部。1951年冬投身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回国转业到陕西。后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任采煤技术员。1957年1月该矿发生爆炸事故,因此受到处分,当了井下采煤工人。
姚筱舟并没有沉沦。他有文学天分,喜欢诗歌,在井下与矿工同劳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积累了诗歌素材。他感受到矿工对党的挚爱深情,记录下了矿工歌谣:“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矿工的棺(材)板子”。这些都为姚筱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与诗的灵感,他的创作激情与矿工的爱党之情融为一体。
1958年5月的“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姚筱舟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三首小诗在焦坪煤矿矿工宿舍的煤油灯下诞生了。诗为3段12句: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
好像浮萍没有根;
亿万红心跟着党,
乘风破浪齐跃进。
此诗写就后,就以“蕉萍”(焦坪煤矿的谐音)为笔名,投寄给《陕西文艺》。他没想到的是,该诗于1958年6月26日,收录在由陕西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总路线传单》第8期上。《总路线传单》为油印小报,主要刊登“民歌、民谣、墙头诗”。这期还刊出了农民诗人王老九歌颂毛主席的两首短诗。1958年8月,收入陕西省委宣传部汇编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32000册。署名“宜君焦坪煤矿 蕉萍”。1959年6月又收录在诗刊社选编的《新民歌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首印50000册。署名“陕西宜君焦坪煤矿 蕉萍”。
机缘巧合的是,1960年,刻苦读书的解放军战士雷锋把此诗的前2段8句,抄在日记里。雷锋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1962年8月,年仅23岁的雷锋因公殉职后,他的英雄事迹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刊登了雷锋日记摘抄。全国兴起了向雷锋学习的热潮。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见到《雷锋日记》中的这首诗后,立即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这位新四军军人出身,毕业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人民音乐家,立即以激动的心情将这8句诗谱了曲。此歌由歌唱家任桂珍在上海七千人“学雷锋动员大会”上首唱,一下子“唱活了,唱红了”。
1963年底,经朱践耳推荐,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唱了此歌,获得了空前成功。由上海广播电台录制,并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播放后,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好评如潮,一路走红,久唱不衰。
2019年10月1日,在首都群众国庆大联欢中,歌唱家与数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唱起了这首歌。歌声回响在首都的夜空,传到了全国人民的心中,传到了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雷锋日记中这首诗并没有标题,且没有注明出处与作者姓名,故朱践耳把歌名暂定为《雷锋的歌》。1963年2月2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该歌的词、曲。注明“摘自雷锋日记,践耳曲”。当天《文汇报》还刊登了朱践耳写的“《雷锋的歌》唱法说明”。文中讲:“歌词摘自雷锋同志1960年1月18日的日记。在短短的八句中,深刻表达了一位好战士对党最深厚的感情。”朱践耳还要求,要“轻声唱出照我心、党的恩情、党的话,党的一切都永远记在心间”。如果没有雷锋日记,如果没有音乐家朱践耳,就没有后来的一切。这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
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词的作者是谁。后来,陕西一些文艺工作者发现《雷锋的歌》歌词是原载于1958年《总路线传单》上的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前8句。作者是陕西铜川焦坪煤矿的“蕉萍”。于是给朱践耳写信,说明情况。
其实,朱践耳在创作并发表这首歌的时候,在歌词作者的署名上是慎重的。他对歌词是雷锋自已创作的还是摘抄他人的也心存疑虑。只好署名“摘自雷锋日记”。现在有了明确线索,他很高兴。于是按信中提供的蕉萍的地址,给陕西铜川焦坪煤矿党委写了封信,请党委把信转交给“蕉萍”,“寻找确认作者真实姓名,以便联系参加相关活动,包括支付稿费事宜”“感谢和致敬原诗作者,为时代写出了这么一首好诗,从而演绎出一首响彻祖国大地的好歌”。
时任焦坪煤矿党委书记的赵炳耀见到此信,大为惊奇,“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咱们焦坪矿要出一个大名人了!焦坪也要在全国叫响了!”赵炳耀立即派人查找,又在矿干部大会上询问“谁是蕉萍?”其实姚筱舟早就从电台上听到这首歌,也从雷锋日记上看到了。他为自已的诗成为全国传唱的歌曲感到庆幸,这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但由于自己是受处分下放劳动的矿工,他就没有声张。赵炳耀把姚筱舟叫到办公室与他谈话,开始时姚筱舟还说“我不是蕉萍”。经过进一步谈话后,赵炳耀又把朱践耳的信递到姚筱舟手中,他看了信才承认自己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蕉萍”。至此,“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名为什么最初称为“雷锋的歌”以及词作者就是笔名为“蕉萍”的铜川焦坪矿职工姚筱舟,这一谜底就彻底解开了!
1997年5月9日,姚筱舟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参加了“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音乐会上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东道主特意安排姚筱舟与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已是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三人同台现身,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忘情拥抱,紧紧地握手”。姚筱舟以一个煤矿职工和词作者的身份得到了人民的尊敬与肯定。他为煤矿、为矿工赢得了荣誉!
从这首诗成为著名歌曲,并传遍全国的曲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首歌词诞生于煤矿的沃土,也源自煤矿职工对党的无限热爱。该诗中的一些关键词“是矿工的话”,有矿工歌谣的印记。正是这个原因,姚筱舟拿起了笔,通过诗歌表达出了矿工的精神与情感,展现了矿工的心声。他把煤矿工人的心声升华为全国人民的心声,把煤矿工人对党的赞歌化为全国人民唱给党的歌。正如姚筱舟所说,“我是无功受禄,无意得福。因为我只是写了一首小诗,由诗至《雷锋日记》至歌,能把我的心声和矿工的心声,化为全国人民的心声,我心足矣”。
(2024年6月16日修改)
主要参考文献:
1.《新民歌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6月)。
2.《陕西新民歌三百首》(东风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
3.《雷锋日记(1959—1962)》(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年4月)。
4.《<雷锋的歌>唱法说明》(上海《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
5.《寻找雷锋的蕉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3年3月)。
6.《铜川矿务局志》(2015年8月印刷本)。
7.姚筱舟女儿姚琴提供的相关资料。
(吴晓煜先生系中国煤炭史志专家,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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